对许多妇女来说，结婚、怀孕和生孩子，都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过程。而成为母亲，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但现实也许不是那么简单。

有些人，在不能自然分娩时，会被诊断为不孕。

当生育过程中，需要医疗干预和额外努力时，或许我们会重新审视生育本身。

看到“成为母亲”也可以是一种选择，看到女性，需要为生育本身承担责任和焦虑。

许多患有生殖障碍的夫妇，希望通过使用试管婴儿等生殖技术，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由于技术的不确定性，让焦虑再次回归，而许多妇女，都会反复受到身体创伤和生殖焦虑的拖累。

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对于“不孕”双方都需要面对。

可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男性角色，都或多或少缺席了。

下面的内容，为患者延伸到故事情节：

小露躺在卵床上，像做妇科检查一样，双腿张开。此时的手术室，显得格外的又黑又冷。

做好相关准备后的护士，用器具打开阴道露出来的穹窿，医生则把一根毛线针一样长的取卵针，插进去，再去卵巢内侧，像素级对准之后，取出一颗完整的卵泡。

“医生会用取卵针进去戳一下里面，再把卵泡吸出来 ，然后拔针，再刺到另一个位置，一直戳来戳去。”小露说。

后来，被取出了16个卵泡，这意味着，被“戳”重复了16次以上——并非每次都成功。

为了保证卵泡的质量，小露没有打麻醉，只使用杜冷丁，镇痛效果不太好。

她脸色苍白，满头大汗：“针太粗了，每次进去都会打哆嗦。”

此时，小露的丈夫在隔壁的精子采集室看电影，那是一部马赛克情色片。

他负责采集精子。

大约几天后，医院会通知小露和丈夫，他们的卵子和精子，是否结合形成了受精卵。

医生会告诉你“取了多少个卵泡，产了多少个受精卵，质量如何，是甲级和乙级，是移植还是直接冷冻。”

小露和她的丈夫，正试着要一个试管婴儿。

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

我国不孕不育的发病率为12.5%—15%，患病人数超过4000万，占全部育龄人口的12.5%。

01 明明都是女人，为什么只有我不行？

在2015年小露和丈夫结婚，而他们都想生个孩子。

但在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一年多后，都没有怀孕的迹象。

后来去医院检查后，小露才发现自己的输卵管不通。

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哭了一夜：为什么这件事，会出现在我的头上？

擦干眼泪后，第一个念头是离婚。

她感到非常懊恼和自责：自己没有正常女人的能力，不能伤害别人。

以前遇到的很多家庭中，都是女人从不放弃。

倒是看到很多男人，会在妻子试管婴儿失败的情况下，选择离婚。

于是，小露向丈夫提出离婚，但丈夫没同意。

她稍微心安了些：“如果我丈夫愿意和我一起努力，那么，我愿意尝试各种治疗方法。”。

后来，小露有个朋友意外怀孕了，她会向她抱怨。

“其实我挺难过的，难过的感觉是，你自己想要一个孩子，但他不来；其他人不想要，上帝却给了她一个孩子，甚至还想把他打掉。”

小希和小露不一样，她生了一个孩子。

她丈夫是大学同学，从东北的农村来到上海，她的第一个女儿还跟了小希姓。

她丈夫家乡的人喜欢后代，而自己的父亲，也鼓励小希再生一个孩子，给丈夫留下一个“后代”。

其实，父亲还是怕自己不在了，小希会被别人欺负。

女儿3岁时，26岁的小希再次备孕，但备孕了五六年，却一直没怀上。

她不明白，“既然都是女人，为什么我不能呢？“

她把这种感觉描述为，一种类似于挫折的羞辱，非常伤害自尊。

当小希和父母承认不能怀孕时，父母一开始以为，是他们夫妇俩不想生孩子。

后来才知道怀孕真的实在太难了。

在老家，因为小希一直生不出来第二个孩子，就有人在背后说，大女儿不是她和丈夫的孩子，而是外面的野种。

不孕的妇女，有很多黑锅要承受，她们会被人背后议论：什么生不下蛋的母鸡，什么婚前不检点，流产太多。

她尝试着做了试管，却不敢让周围的人知道。

她很害怕：“有时候我觉得委屈。我知道我是清白的，为什么就是不怀孕？我知道问题出在我身上，但很明显，这个问题与个人行为无关，却仍然会受到诽谤。”

女儿上小学时，小希已经33岁了。

女儿班上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他们是试管婴儿。小希很是心动，直到一个女儿放学回家问：“妈妈，试管是什么？”

那一刻，小希心动了。

小希和丈夫一起去查资料，到最近能做试管的医院。

经过一整套常规检查，发现她是霉菌性阴道炎、粘连、水肿，输卵管两侧有肌瘤。

小希的不孕原因，终于是找到了。

医生说：“分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能是在天气、地理位置、人员等有利的情况下。因为任何一个小因素，都可能没有怀孕上。”

为了消除这个小因素，小露和小希选择了一个明确的方案——试管。

02 求好孕

刚到生殖医院时，小希都懵了，里面竟然人山人海，她和丈夫足足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

当他们见到医生时，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医生便写了一大堆单子，两人都需要检查一遍。

她根据检查结果，对霉菌性阴道炎进行治疗，只有在阴道炎消退后，才能真正试管。

旧药不行，换了新的药，来来回回重复了三个月，终于知道了霉菌阴性。

为了方便，丈夫充了两千元的通行费，一次通行费是45元，小希还抱怨他的钱充太多了。

结果不到两个月时间，钱就没了。

打针服药后，医生立即安排取卵。

小希的卵泡位置不太好，取的时候，疼得脸色苍白。下到手术台上的那一刻，直接跪在地上，只能被护士扶着。

取卵结果很好，虽然小希33岁，但成功孵出了两个胚胎，即使质量不好，也很满意了。

取卵后进行移植。小希一直在等。

不料，移植前的检查显示，霉菌性阴道炎又卷土重来了。她需要继续用药，但却一直没有发现好转，胚胎需要继续冷冻。

小希想放弃，她写道：

“我终于知道医院里麻木的脸怎么了，并不是他们不想哭，而是他们受到的打击太多，他们的希望似乎渺茫。”

她看到微信群里的一个病友，终于熬到最后，顺利“毕业”，还有一群姐妹在群里刷屏“求好孕”。

可是，没过多久孩子就死了。庆幸的是，发现及时，不然大人也没了。

病人把孩子怀在宫角，流血了。“她太傻了，以为卧床能保住孩子，连肚子痛也忍着，差点把自己害死。”

“别的东西要花钱，但生孩子要付出生命！我想逃跑。”。

但希望再生一个孩子的小希父亲，等不及了。

小希在治疗时，父亲口腔溃疡，却没想到被诊断为中期口腔鳞状细胞癌。

父亲手术后，他告诉小希：“做人要守承诺，你必须要给你丈夫留后代，我没了，你得依靠他们的家人，不能让我担心。”

小希只能给父亲放化疗，继续硬着头皮做试管。

父亲第二次手术后，医生给小希打了电话。根据他的经验，病人的寿命只有三个月了。

与父亲关系密切的小希崩溃了，在医生面前哭着跪了下来：“医生，不管怎样，帮我多救他几年，我不能让他带着遗憾走！”

03 找不到落针的地方

小露决定做试管后，开始进入各种试管群和论坛，与不同的人聊天。

她看到，小组里有些人经历了四五次，甚至有些人，是十几次是没有成功的。

很多人从安徽、苏北的一些县乡，来到南京租房做试管。

成本最低的一代试管，一次就要4万—5万元，很多人是背负着债务10多万元，想给自己心理上打个预防针。

花钱是一方面，但肉体的折磨和焦虑，是无法忍受的。

医生让小露促排卵，这意味着，她每天都要早早去医院打针、注射激素并抽血，检查激素水平。

每天做B超，检查卵泡的生长情况；每天打一针屁股，两针打肚子。

算下来一天注射三次，再加上一次抽血。

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当卵泡生长到合适的时候，才能取卵子；在成功取出卵子后，还要等待卵子和精子的成功结合，然后才能真正进入移植期。

移植期间，也是需要连续进行注射、抽血、服药。

小露数了数，她每天吃8片药，早上注射一次黄体酮和黄体酮，晚上注射一次hCG，三次注射都打到臀部。

黄体酮是油性的，就像打食用油一样。

大家都知道水碰到肉时，更容易吸收，但是油打进去，不容易吸收。

小露说，臀部会形成硬块，连续打了10天后，肯定是坐不住了——硬块又大又痛。

这时，注射剂进不去，注射剂注射后，油就会出来。当打到后面，臀部就找不到注射剂落下的地方了。

移植反倒是很容易，医生把两个受精卵放进去，两分钟后，小露没有感到任何疼痛。

只是保护胎儿太难了。

小露度过护胎期的方法是，每天测试妊娠试纸，在每张试纸上打好数字，排列在一起，仔细比较试纸细微的颜色变化。

但其实，她很清楚，试卷的颜色不会有太大变化。

移植后第14天，证实怀孕；移植的第20天，小露却流血了。

一开始，有点像姨妈的深棕色，医生说没事。

第二天，血突然流了出来，上厕所更是哗哗地流出来。小露非常害怕，她坐在马桶上，叫妈妈“我流血了！”

去做B超，发现植入了两个胚胎，流掉了一个。

这段经历让小露非常紧张。

她干脆住去医院：“我会留在医院，一定要把另一个小孩保住。”。

三个月后，她担心宫颈机能不全。

她的朋友在怀孕六个多月时，突然出血，刚到医院时，一个完整的胎儿掉了出来。

为了应对焦虑，小露做十字绣，内容是《心经》。

有一段时间，小露觉得自己是寄生虫，是一个载体。大量的针头、药品和营养素，放入她的体内。

她读到的一篇文章，分娩的过程，是孩子和母亲争夺营养和生存的过程。

她孕吐严重，但她喜欢。“事实上，当时我的心理有点不舒服。当时，我觉得如果今天不呕吐，感觉不安全，我会想是不是发育不好，他是不是不在了的想法。”

当感觉不一样的时候，可以在B超里看到胎儿，当胎儿动起来的时候，当听胎儿心率的时候。

会听到像小火车一样的声音，“喘息，喘息，我会想到我体内的心跳，我体内有另一个心跳。”。

怀孕成功后，小露生下了一个叫”可乐“的女儿。

因为怀孕高血糖，想喝可乐却不可以喝，所以给孩子起的小名。

04 最紧张的 14 天

小希知道父亲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准备移植。

在处理了反复出现的阴道炎后，她终于植入了胚胎。

移植后，为了保险起见，小希迷信地卧床3天。

第四天，去看望父亲时，高兴地对父亲撒谎：“我移植了一对双胞胎！现在医疗手段越来越高明了，就像播种一样。现场移植后，孩子在肚子里慢慢长大。”

父亲非常高兴，他请女婿买一本字典。他得仔细地挑几个字，给孩子起个名字作为参考。

移植后的 14 天，是最紧张的 14 天，每个试管妈妈都毕生难忘。

在这一时期，对儿童所有不利的迷信，都可以看作是真理。

小希形容，“情绪不敢有波动，手机也不敢看，生怕自己笑着笑着把孩子挤出去。因为据说生气的母亲，会带毒把孩子毒死，把握秒表时间，上厕所需要放松，不能使劲。洗澡都是老公帮洗头，怕手抬起来，头上的泡泡重量把孩子压倒……”

除此之外，小希还担心如何向垂死的父亲解释。

幸运的是，胎心率、胎芽和孕囊检查都良好，却不知道父亲那时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刚做完第四次检查，丈夫就打电话说：“快来，爸爸快不行了。”。

当时小希整个脑袋都轰了一声，“整个人就像被枪杀一样，呼吸困难，心脏压抑得想死。”

最终，父亲还是走了。

父亲离开后，小希整个人都浮肿了，按一下脚，一按一个深坑，麻戴孝跪在父亲灵位旁边也不说话。

妈妈对小希大声喊：他已经去了，你还要把你肚子里的那个，下去陪他吗？

办葬礼的时候，小希的家人不允许她去。

小希躺在床上保护胎儿，也不敢哭。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记忆力严重衰退。

她开始催眠自己，父亲还活着，只是去钓鱼，找朋友打牌喝茶。

整个孕期增重12斤，小希什么都吃，但吃什么吐什么。

小希收拾好自己，顺利生产，迎接新生活。

但强行抑制她的情绪，也不是好方法，她精神都崩溃了。

丧亲、情绪压抑、激素变化，小希产后抑郁了。

她把一切，都和她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甚至怨恨怀着二宝，让她不能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分娩时间，是新年期间。丈夫觉得妻子和孩子，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于是独自在客房里睡觉。

结婚多年来，小希和公婆的积怨遭遇，试管时的辛苦委屈，以及丧父之痛，都爆发了出来。

晚上，当她丈夫做饭的时候，听到孩子在房间里哭，他打算进去抱孩子。

当丈夫打开门一看，小希的腿，已然挂在21楼的窗外。

他冲上前去，把妻子拖下来，抱着她的腿，哭着坐在地上。

当时小希脑子里一片空白。

有一个声音不断回响脑海：“生命是无意义的，死亡是自由的，死了就解脱了。”

15个月后，她的情绪逐渐恢复。

05 试管之后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赖立里，在北京大学生殖医学中心呆了3个月，密切观察和采访患者。

怀孕需要运气，这些前来寻求帮助、充满生殖焦虑的女性，接受了这样的要求：

在做试管的关键时刻，她们应该自己做决定，承担责任的要求。

有时候，怀孕可以解决不孕引起的各种烦恼。但在某些情况下，怀孕可以填补这一空白的，并不是太多。

有过生育经历后，小露认为，因为女人有子宫，生育的权利掌握在女人手里。这可能是一种权利。

但事实上，对中国女性来说，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义务。

“生孩子还是不生孩子，都由她自己决定，女人没有必要做到，必须生孩子的。”

“对我来说，我想当妈妈，所以我想生孩子。是我自己不惜一切代价，选择要个孩子。”

父亲去世时，小希的两宝，是接着父亲来的。在某些地方，看起来像她的父亲，脾气，表情，哭的时候眉毛一样皱起来小小的。

小希有时会想，“二宝是他父亲的转世吗？前世你照顾我，今生换来我照顾你。”

随着生命的逝去，活着的人，在小小的生命中寻找过去的影子。”一切都值得，我的孩子实现了我父亲的遗愿，我多年来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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