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冽的冬晨，一条人工挖掘的河流了无生气，模样相同的水泥楼房一栋挨着一栋，它们大多建于90年代末期，似乎停滞了生长，它们在等待拆迁，只是统一刷成了白色，房后有小块鱼塘，菜地里生长着白菜萝卜莴笋等。荆楚平原上，湖北监利市红城乡何赵村，一切像极阳谷试管婴儿我的老家——217公里之外的湖南沅江某个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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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前，我来过监利，试图探索隔壁石首县一个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民怨沸腾，意外看见监利一些工厂滚滚污水直接排到长江，无人管理。那几年，监利一个叫李昌平的乡镇党委书记，喊出“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村真危险”。

让整个村庄揪心的孙卓终于找回来了。

2008年夏天，一个叫陈杏兰的记者找到我。千里之外的广东深圳市，正在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持续有孩子离奇失踪，其中湖北、湖南打工家庭丢了一百多个孩子，她所在《楚天都市报》曝光后，她还觉得影响力不够，要破圈放火。

我当时供职的《凤凰周刊》是获特许在大陆地区发行的刊物，辐射宽广，报道尺度更大，我就是她理想中的人，放一把更大的火。

孙海洋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家长。

白石洲在深圳南山区，是当时的城郊结合部，因为靠近市中心，租金又很便宜，当地高密度建房，大片“握手楼（两栋楼距离太近，住户可以握手）”吸引大量外来人员在此暂住中转，“街道上24小时都是人挤人”。

这番喧闹却让海洋非常满意，2007年10月1日，海洋盘下了一间铺面，开了一家包子店。

8天后的傍晚，阳谷试管婴儿他的孩子，四岁的孙卓在包子店门口，被人用糖果玩具车一步步带走。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海洋的场景。他个头不高，消瘦沉郁，却冷静沉着，缓慢讲述，这让我有一些惊讶。他双手比划着，长期揉搓面粉，让他的双手很粗大。

另一个父亲来了，浓眉大眼，激动大声，他的孩子，3岁多的彭文乐在深圳光明新区家门口，直接被一黑色夹克男子抱走，上大巴，不知所终。他叫彭高峰，湖北潜江人，他家距离海洋家50公里。

孙卓被拐后，附近小区里，一个叫彭冬英的妈妈拿着寻人广告，叮嘱自己孩子符建涛说，这个小弟弟被人贩子拐走了，阳谷试管婴儿你要小心。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孩子也失踪了。

男童连续失踪，深圳城恐慌一片。

中国雄鸡地图上，深圳处在鸡腹低处，却与港澳为邻。1990年代，深圳等沿海城市群突飞猛进，开启工业化千年大变局，吸引了无数人南下打工，聚集在狭小城市，鱼龙混杂。

2004年春，我从长沙到了深圳工作，一个律师朋友带我转转。市政府南面不远，一条小街里发廊林立，姑娘们坐在外面晒太阳，对我们打呼哨，举起她们的黑丝长腿。

《凤凰周刊》就在深圳红宝路上。某晚，楼下荔枝公园里惨叫连连，我探头一看，一个年轻人手拎一把带血长刀，匆匆跑开，行人躲避不及。

那是一个欲望勃勃，野蛮生长的时代。我在深圳生活一年，曾去汕头调查假奶粉，它们销往各地乡村，让乡村孩子脑壳变大，被称“大头娃娃”。东莞长安厚街等镇，工厂高墙铁锁，工人加班加点，变成沃尔玛血汗工厂。虎门，我采写一桩五尸灭门案，警方最后抓获5名湖北籍凶犯。

一些男子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至，抢夺行人的手提包或颈上项链，有人本能去抢夺，“砰”一声，手掉地下了。2004年，深圳马田天桥上发生“砍手事件”，令人惊恐。一名叫傅剑锋的记者采访到这些抢劫者，写下《城市里的陌生人》，展示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灰色生存场景，一些年轻人变成“砍手党”或抢劫犯等，他们的暴力犯罪占到城市犯罪的三分之一。

来自乡村，早早辍学，父母外出打工无法陪伴成长，在县城乡镇烟雾缭绕的录像厅里看港片，目睹暴力和黄色。他们没有产业工人的知识和技能准备，他们也没有父辈祖辈经受各种重压后的坚忍耐劳。来到城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谋取财富，或者让自己活下去。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湖南人在珠三角混生活，自认为武力非凡，不甘现状，也就变成了黑道人士。2002年11月，一个叫杨文的深圳打工仔收酬20万港币，赴港枪杀一个林姓商人，杨家就在我家乡隔壁乡镇，相距十公里。次年5月，我去湖南衡阳，调查另外一个叫唐少华的人在澳门赌场杀死一个陈姓泰国侨领。

广东城市管理者对蜂拥的外地务工人员感觉焦虑，试图通过暂住证来清查和遣送“三无人员”——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和无正常居所，但政府封闭、粗糙和低水平的的执行引发一场舆论巨浪。

2003年3月，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没有暂住证，被警察带走，最后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被打死，享年27岁。孙志刚来自湖北黄冈市黄冈市陶店乡幸福村，距离孙海洋家270余公里。

4月，《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引发民众怒火，要求严惩凶手，并开启违宪审查。6月，中央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改遣送站为救助站，来去自由。如有人需要救助，警察应当将其护送到救助站，而不再抓捕。

人民获得更多自由和安全迁徙的权力，流动加速，但城市对外来人员的服务、组织和治理依然落后。

孙海洋来深圳那年，该市人口飙涨2000多万人。没有旧识亲友，没有同学校友，也没有商会老乡会找他，海洋感觉自己像一颗无依无靠的沙子。隔壁门店老板也是一个忙碌外地人，平时也没有太多交流，看到有人带走孙卓，还以为是孙家亲友。

海洋跑去派出所报警，警察说儿童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家长先去找。警察吐槽说深圳2000万人，只有两万警察，每天接案两万多人次，不可能每一个案子都出警。

海洋一直记得，六天后，他才收到立案通知书，才有警察出来查案。当年的派出所对儿童被拐立案往往心生畏惧——拐卖案行事隐秘，跨地区转运，很难破案，如不能破案又将影响年度绩效考核，且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

2007年的深圳，没有或是不允许存在服务外来工人的社会组织，海洋只能求助家庭。67岁的母亲带着一群家里亲戚，四处去粘贴广告，有时就睡在马路上，语言不通，一着急，老人就崩溃跪地。

孙不知道的是，一个叫吴新银的男子，和他年龄相仿，从山东聊城阳谷县来到了深圳，试图改变命运。他在白石洲一个商场做保安，需要经过孙的包子店，刚好看见忙碌的夫妻和自己玩耍的孙卓。

孙海洋曾找到彭冬英说，两个孩子在同一个辖区先后丢失，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做的。吊诡的是，抱走两个孩子的正是吴新银，符建涛送给了他的二哥，孙卓则被送给另一位亲戚。

丢孩子的城市打工家庭

海洋和高峰，各自孤立无援，只能抱团取暖，他们被指引进入了一个叫“宝贝回家”的民间寻子网站，惊愕看见众多寻子家长，他们制作了一个失踪孩子花名册，显示深圳、东莞等地十年至少有3000多名男童失踪。

我带着这本花名册，去探访其他家长。

在东莞寮步镇，一个叫叶锐聪的9月大男孩在家门口被人强行抢走，家人追赶不及。同镇一个菜市场里，一对潮汕夫妻讲述他们的孩子失踪，声泪俱下，时不时有顾客进来，他们抹掉眼泪，换上笑容，没客人了，他们又是泪眼婆娑。

我清晰记得我当时的悲伤。

这些在珠三角丢失孩子的人，几乎都来自外省乡村，辍学失学，心怀梦想来到城市，他们劳动技能或者资源不足，只能在城郊结合部做着各类小生意，服务其他务工人员，艰难谋生。

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做好父母。在家乡早早结婚生子，孩子交给父母，自己出来打工赚钱，没有任何为人父母的教育和学习。站稳脚跟后，他们把孩子从乡村接到城里，却没有想到城市的巨大风险。

海洋念书不错，但家里只有几亩稻田，一贫如洗，他很小就要帮助家里放牛，15岁辍学，去武汉打工。结婚后，他们盘了一个包子店——在底层社会，这个便宜却裹腹的食品很受欢迎，这也是他们当时可以做的工作。

在湖南永顺，孙的爱人自己拎一个包自己走去医院生下孙卓。

孙卓也一直在监利乡村，和奶奶在一起，四岁被接到深圳。到深圳第三天晚上，孙卓要离开出租房玩一会，孙海洋当时疲惫不堪，心想孩子就在旁边，没有事。

彭高峰辍学后去当兵，做了一名司机，退伍后来深圳开一家电话超市，利润单薄。孩子来到深圳后，也是在出租房周边玩。

彭冬英十岁之前父母双亡，17岁来到深圳，认识从广西来深圳打工的丈夫，结婚成家生子，又租下门面开小卖部。她的孩子也是说下楼去玩一会，她想想没有事。

他们住在各自店铺附近的出租房，而不是保卫严格，有摄像头紧盯的城市社区。孩子不愿意在狭小房里，他们都曾以为孩子出去玩一下没有问题，他们都是在乡村长大，满村子跑，傍晚被母亲呼唤回家。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时代已经变了，这不是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这是陌生人构成的城市。人们行色匆匆，都有各自生活重负，较少顾及他人。

即便到了2011年，广东佛山，一个2岁的女孩，被两辆汽车前后碾压，躺在血泊中，但18名路人漠然走过，直到一个捡垃圾的老奶奶伸出援手。

当时，高峰告诉我，广西藤县一个家里买了两个孩子，我们一起去暗访。确认不是文乐后，我们报警把一家子带到派出所。警察后来告诉我，无法查清孩子来源，当地福利院不肯收太小孩子，两个孩子只能继续留养父母家里。

我还记得当时的震惊，但无能为力。这个县刚刚发生一起恶劣事件——2008年2月，一个妇女抱走一个叫莫洪涛的两岁半男童，乘出租车到车站外逃。莫的母亲，也是一名小商贩，曾数次尝试自杀。

和高峰分开时，我突然有某种感觉，说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文乐。他说我在哄他，我说文乐相貌奇特，眉眼宽广，三岁多孩子看似像一个大孩子，让人看见就不会忘记。

2008年11月，我发表《南中国男童拐卖链条》、《孙海洋寻子》和《买来的幸福》，一共三篇调查，引发众多海外媒体关注。2009年11月，公安部指出儿童失踪最初几个小时正是解救孩子的黄金时间，停止24小时后才能立案的错误做法，并重新规定凡是接报儿童失踪和被拐的案件，要立即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公安部决心建立一个全国拐卖案件DNA库，使用信息化和科技手段，实现快速、高效查找被拐儿童。

我转而忙于其他事务，但收藏了文乐的一张照片。

买孩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2010年，微博横空出世，帮助中国人搭建了一个发表意见，又能连接彼此的平台。我和一个叫刘长的记者，用微博帮助一个在拆迁中自焚的江西宜黄钟姓家庭，获得5万余名关注者，也让我看见众人协作的巨大力量。

9月的一个晚上，我想起彭文乐，将他的照片发到微博上，称互联网能否再次创造一个奇迹，帮助找到文乐。中秋春节，就再转发一遍，拜托返乡的人看看身边有没有这个孩子，获得多位明星转发。

除夕夜的前一天，有人在江苏邳州一个乡镇里看到了彭文乐，并电话了他的父亲。

2011年2月8日，大年初四，我们带回了文乐。更大收获是打拐成为人心所向。2014年，刘德华、黄渤、赵薇等一众顶流明星拍下电影《亲爱的》，寻子家长们的爬山涉水和撕心裂肺，令无数中国人心碎，打拐和保护孩子进一步深入人心。

我们发现，抱走文乐的黑夹克男子就是文乐后来的“养父”，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从深圳抱回来文乐。警方称，该男子身患癌症，想找一个儿子以后可以赡养他的妻子。

而孙卓的“养母”诉苦说家里只有两个女儿，而女儿始终要嫁出去，是别人家里的人，家里就绝后了，被人欺负也没有人出头，她受不了外人轻蔑的眼神。而在当地还有一些无法理喻的习俗，譬如女性因为劳动力不够，不能和他人换工，更不能进入别人家的灵堂，为他人守灵。而你不为他人守灵，你走了，也没有人来给你守灵。

海洋也曾有感觉孩子可能就在广东潮汕，福建或山东，他说这些地区比较重视家有男丁，保家族香火传递。大到家族，小到家庭父母需要有大量男丁参与劳动甚至是械斗，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中国人信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找一个男孩来养老，也是男童拐卖的主因。

儿童安全基金收集的数据也表明，被拐男童基本上都在4岁以下，买主就是要没有形成记忆的孩子，方便训练孩子建立对买主家庭的忠诚，实现未来服务家庭的闭环。

在中国乡村，养老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截至2019年末，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2.5亿，其中乡村老年人1.3亿，农村老龄化水平达22.5%。

相当数量的老人无法忍受晚年生活，而选择自杀。2010年，《对1987年到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自杀死亡的研究分析》，称23年期间，中国55岁以上老人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7.29万人，其中农村自杀老人为城市的 6倍左右。

活着的老人，最近被官方披露存在长寿不健康的问题——约有1.9亿老年人有慢性病，另外还有4000万失能老人，生活质量极为低下。

政府建立敬老院，但只能服务无子女的五保户老人，后扩大养老服务范围，却又因为需要投入，产出不足导致动力不足。截止2018年，乡镇农村敬老院1.8万所，互助机构不足11万个，覆盖率分别为55%和20%。

近年来，开始出现商业养老，但商业牟利性决定他们更愿意服务有付费能力的富裕老人。

数千年以来，中国家庭深信家庭养老，有至少一个儿子帮助养老，也就是很多中国家庭的一个隐秘梦想。现在，一些城市家庭买卵代孕，在试管里定制儿女，但对十年前的县域村镇的家庭来说，花数万元买一个男孩，是一个性价比最优的理性选择。

14年来，海洋一直找不到孙卓，还因为孙卓已有新的合法身份，他落户黑龙江某市，年龄虚减2岁。

严格的户籍制度本来是遏制人口拐卖的最后一道关卡——不是亲生孩子，就没有出生证，也无法在公安户籍部门上户口，就无法上学。一个长期不上学的孩子很容易被发现。

但这条关卡已经摇摇欲坠。

2016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披露河南商丘妇幼保健院曾有4885份出生证被盗，一些出生证为福建等地来历不明的孩子上了户口。

令人忧虑的是，2021年12月，上官正义再曝他发现更多新颖方式在突破这条关卡，大致分为购买出生证、购买户口、做虚假亲子鉴定、报假警，以及非法代孕公司套证。

获得孙卓以后，这对夫妻煞费苦心对待这个男孩，从来没有一个脸色或一句恶声，人家给孩子买一根火腿肠，他们可以一次买10根。为了培养孙卓，他们倾全家之力送他上县里最好高中。

但这种残害他人，来造福自己的卑劣，被老天不喜，注定落空。

符建涛较早就知道他来自另一个家庭，一直在筹划回家。18岁时，他拨打了母亲公开的寻子电话。在派出所里，他认出当年拐走孙卓的男子就是他的三叔吴新银，孙卓由此浮现。

孙卓无法从多年情感和生活迅速脱身，选择先回山东完成学业。

孙卓的养父母没有得到法律惩罚，上一个被父亲辛苦寻觅的郭姓男童也是选择买主家庭，另一个被找到的孩子拉黑了生母，社会各界长期呼吁的“买拐同罪”未有实现，这让网友怒火中烧，更感觉不安全——只要有买卖，就会继续有拐买。孩子被拐这事要摊在自己头上，会是怎样的天崩地裂？

评论员刘远举说，孙卓的选择，出于个体情感。但法律就是法律，刑罚除了平复家属的报复情绪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威慑，避免类似的事发生。这个功能，就指向了不管孩子，亲生父母怎么选择，该抓的都抓，该判的都判。不然还有无数个孙卓出现。法律强硬了，才能给亲生父母撑开选择的空间，也才能给孩子更多的选择空间。

在监利老家晒谷坪上，孙海洋呼吁还有数千个买了孩子的人，尽快交出孩子，因为家长永无放弃，随着网络发达和人脸识别等技术等进步，孩子迟早都会找出来。数据表明，公安部持续发起打拐专项行动以后，中国男童拐卖出现断崖式下跌，现在最大问题是解决存量问题，找到当年那些被拐孩子。

好消息是截至11月30日，公安部“团圆”行动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8307名，除了法律强硬，技术赋能和支持警方行动，我们认为还要进一步做好养老服务。在某一个部门的统筹工作下，推动家庭养老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养老的转型，推动政府大包大揽向社会共同治理进步，各方力量，各就各位，各尽其能，真正实现每一个人有质量地老有所养。

孙卓找到了，但实事求是找到当年较大规模出现男童拐卖的原因，诚实面对和补上我们当年的工作不足，实现政府、商业和社会的多方连接，协作共治，保护和持续提升人的权利、安全和福祉，我们才有可能从根子上彻底有力解决男童拐卖问题，这或许是我们应该感觉羞愧，并要努力推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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