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研究人员先将一个绵羊卵细胞中的遗传物质吸出去，使其变成空壳，然后从一只6岁的母羊身上取出一个乳腺细胞，将其中的遗传物质注入卵细胞空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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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含有新的遗传物质但却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这一经过改造的卵细胞分裂、增殖形成胚胎，再被植入另一只母羊子宫内，随着母羊的成功分娩，“多利”来到了世界。

这只和它的“基因母亲”一模一样的小羊，它的诞生没有通过受精，而是由“基因母亲”的遗传物质和“借卵母亲”的细胞核融合，移入“代孕母亲”子宫内后生长发育而成。多莉羊的遗传特征与细胞核的提供者完全一致，所以也有人称克隆为“复制”。在此之后，随着克隆鼠、克隆牛乃至各种克隆珍稀野生动物的步步突破，人们纷纷开始关注起一个新名词——“克隆人”。

美国著名生殖学家帕诺斯·扎沃斯曾进行了克隆人实验，扎沃斯是美国男性学协会的会长和肯塔基州生殖医学和试管授精中心副主任，拥有生物学硕士学位和生殖生理学博士学位，是国际上著名的“克隆人”疯子，一直呼吁放开对克隆人实验的限制克隆人试管婴儿：

为什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条件？因为我们拥有在规范和安全的前提下研究和转化最新医疗技术的自由。既然妖魔已经从瓶子中跑出来了，就应该确保它为我们服务，而不是让它反对我们。如果禁止克隆人，美国将向世界显示她面临技术发展机遇时的犹豫和怯懦。请不要让这种新技术的未来从我们的手指间滑走。

2004年1月，他宣布自己领导的研究小组已经成功地将一个克隆人类胚胎植入一名35岁的妇女体内，世界上第一个“克隆婴儿”有望诞生，但这项惊世骇俗、备受世人指责的实验最终以失败收场。

他的研究小组后来又成功克隆出4枚人类胚胎，而接受胚胎植入的4名女子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中东的某个国家。据称，她们对自己能够被植入这些克隆胚胎感到十分高兴，但这些胚胎没有一个令女子怀孕，他的克隆人实验再次宣告失败。

扎沃斯说，这项最新实验是在中东某国家进行的，但他拒绝透露这个国家的名字，对于参与实验的这名中东妇女的身份和国籍，扎沃斯同样三缄其口。

扎沃斯在克隆人技术上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因为克隆技术并没有真正成熟。

之前克隆的动物，比如绵羊、山羊、小鼠、大鼠、牛、狗等等，克隆技术细节往往可以互相参考，克隆绵羊的技术参数稍微修改一下就能用在小鼠身上。然而，其它哺乳动物的克隆技术参数都完全无法用在灵长类身上。

不同物种之间卵子成熟、胚胎发育条件都不一样，灵长类取卵的成本很高，不能做很多试验摸条件。直到2018年，世界首只体细胞克隆猴才诞生，而人类作为一个月才排出一颗卵的物种，难度系数更是指数级增长。

然而，克隆人在科学界来说，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因为人类和动物不一样，克隆人涉及严重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另外，我们无法预知，在克隆人实验上，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他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

目前，克隆技术会导致许多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如严重的先天缺陷、变形和致命的畸变，从而导致生物体早衰， 像多莉羊就仅存活了7岁，普通绵羊的寿命平均在12岁左右，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还是没有搞清楚克隆技术的什么环节会导致克隆生物的早衰，只是知道克隆过程中的某些操作使DNA发生变化，妨碍了端粒酶起作用。

克隆出的动物如果有很严重的先天性疾病，我们还可以将它安乐，但是人不一样。所以克隆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潘多拉的魔盒。

早在1997年11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在巴黎通过的题为《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的文件，也明确反对用克隆技术繁殖人。文件指出，应当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必须以维护和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为目的，违背人的尊严的作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作法，是不能允许的。

所以扎沃斯的克隆人实验是不被允许的，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家医学杂志愿意刊载有关他最新实验的相关数据和实验过程。

另外，因为克隆技术的止步不前，科学家目前的探索方向改成了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以及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

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在韩国黄禹锡丑闻事件之后，被打入了冷宫，研究iPS细胞（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即能让人体表皮细胞被诱导成为具有胚胎干细胞活动特征的方法，由于能被诱导成任何类型的细胞，iPS细胞有潜力被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因而备受厚望。科学界认为这是对细胞的编程重组，它方便，廉价而且没有任何伦理问题。

iPS细胞制备流程示意图。①：体外培养体细胞克隆人试管婴儿；②：通过慢病毒载体向细胞转入山中因子，红色表示表达外源性山中因子的细胞；③：将细胞转移到胚胎干细胞培养基；④：iPS细胞形成胚胎干细胞样的细胞团块。图片来源：Y tambe/ wikipedia.org

总一个总结，扎沃斯的克隆人技术在目前来说是不成熟的，也是被全世界所抵制的，正如库尔特·拜尔茨说的那样：

父母自由决定孩子的数量及其生殖方式的权利不包括任意实行遗传操纵的自由；其界限就是不得通过技术干预限制孩子的自主权和预先规定他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