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格明古丽・木哈台

我工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阿拉尔市，这是一座位于塔里木河畔、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城。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今年19岁，上大学前一直在阿拉尔读书，后来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新疆班预科。

我的母校就是塔里木大学，出于对她的喜欢和留恋，毕业后我选择了留校。下决心时，说实在的还是有些犹豫――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毕竟，这一选择可能会决定她的命运。

记得刚来塔大时，学校周边还是一片棉田。阿拉尔市经过多年发展，基础设施虽然大有起色，但好的基础教育平台还是很缺，本地孩子在这里读完高中，能考进“双一流”高校的很少。我当时盘算，如果送她去地州（阿克苏）上高中，每周要来回跑200公里，很不方便。如果去乌鲁木齐读书，名额太少，能进重点中学的可能性也很小。等她上高中时，要不要和她一起离开？我反复思量着，心里结下一个“大疙瘩”。

好在，我们足够幸运――女儿上高中那年，正好赶上全疆重点学校兵团二中在阿拉尔设立分校。趁着东风，女儿努力读书，终于考到了西安交大口腔医学专业。刚开始，她和来自乌鲁木齐的孩子相比还有些缺乏自信，然而一年下来便很快“赶超”了，在预科班取得了第一的好成绩。

现在，兵团二中分校成立三四年了，软硬件条件越来越好，一批批毕业生迈进了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连地州的孩子也愿意来这里上学。学校从当初的三个班扩充到了十几个班，还引进了大量新的师资，有不少是来自浙江援疆单位、甘肃等省份的教学能手，宿舍环境、饮食条件也都跟上了。我的小儿子今年上五年级，这次我安心了，打算就让他在阿拉尔上高中。

我想，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可以起到稳人心的作用。新疆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已经和其他省份没有太大差别，如果教育能跟上，人才就更能“扎下根”了。

之前从其他地方来的不少年轻老师，一旦子女到了上学年龄会想办法调离，现在不会了。去年9月开学，学院教师队伍里增加了不少新面孔，一打听，有七成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比例越来越高。我常和甘肃来的老师们聊天，他们觉得新疆的气候环境和家乡很像，阿拉尔很宜居，学校收入也不低，只要教育、医疗环境好了，大家都愿意留下来。

我希望我的女儿完成本科学业后继续进修，攻读硕士、博士，将来到科研机构成为专家型人才。我时常和她讲，要把自己的目标放高、眼光放远，要把自己看作口腔医学领域未来的科学家来努力。虽然这对她而言会有压力，但我想，人应该有长远的志向，即使尚“不能至”，也“心向往之”，尽可能提高自己，这就是我对她的期望吧。

（本报记者周世祥采访整理）

对话

格明古丽・木哈台：

读了贵报《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栏目对陈进教授的报道，有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共鸣。想请问陈教授，在老家江苏和边疆云南教育水平差距很大的现实情况下，对于子女教育问题，内心有无纠结呢？一生留在西双版纳的选择，是否曾因这一点动摇过？地方政府、所在单位是如何努力解决科研人员后顾之忧的？谢谢！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原主任、教授陈进：

身处边疆，解决孩子教育问题，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也曾为此而困惑：天平这一头，是植物园的事业，是中国西南乃至东南亚植物学研究重任；天平那一头，是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两头的砝码都沉甸甸的。我的青春可以在热带雨林里绽放，但孩子的童年呢？他还在打基础的阶段，需要学识、平台和眼界。

西双版纳美丽的傍晚，我与妻子漫步在萤火虫映照的植物天地，可再美的景致也抵消不了心中那架天平上的重量。而我所想的，不只是自己的孩子。

我30多岁就进入了植物园领导班子，在植物园，很多科研人员都有同样的境遇。我得想着大家。

起初，我们尝试联合办学，植物园积极对接周边学校，聘请外来优秀教师。可这样的尝试何等艰难啊，很多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们没有放弃。植物园另辟新路，尝试“3+3”办学路径：3年幼儿园，3年小学（1至3年级），都由植物园自己办！由于种种原因，小学没办成，但幼儿园建起来了，解决了植物园所有职工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在党委政府帮助协调下，职工的孩子们也有机会在昆明的中学读书，接受良好的教育。

我的孩子在西双版纳读到小学三年级，四年级时转到昆明就读，妻子陪同，所以我们经历了几年异地生活。我们采取了这种折中的办法，没有放弃建设边疆，也兼顾了孩子的教育。很多研究人员也一样，夫妻两地，生活会艰难些，可心中的天平没有失衡。

扎根边疆，自有很多苦要吃。可经历的每分艰难，最终都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部分。如今，我也时常去植物园的幼儿园看看孩子们。他们的父母为建设边疆、为植物学研究而久居大山，我相信这种勇气、远见和胸怀能传承下来。这些未来可期的“花朵”，也将是祖国西南边陲最美的风景……

（本报记者彭景晖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