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到万家》：移风易俗的社会新景
现实题材剧《幸福到万家》葆有郑晓龙导演作品的一贯风格，但这部剧在不少维度上又作出了新的尝试与探索。其创作的核心主旨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时代语境下，以新的乡村叙事视角来描摹新的乡村生活图景，诠释新的乡村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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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少农村扶贫题材剧将叙事重心置于如何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有所不同，《幸福到万家》敏锐地捕捉住了一度被经济高速发展所遮蔽，但又必须为人所正视和重视的那些社会问题，并将关注视角从经济扶贫挪转到了精神脱贫、文化脱贫。这种直面精神在第一集中就通过强戏剧冲突得以表现，何幸福嫁到万家庄，婚礼上妹妹何幸运遭村支书万善堂儿子万传家以闹婚之名非礼，幸福为此誓要讨个说法。然而，她的这一“秋菊式”诉求在家庭和乡邻中都得不到支持，在周围人看来，闹婚是沿袭多年的婚庆乡俗，不必较真。不同观念、思维产生冲突的背后实则是乡村文化与法治文明之间的矛盾。
让人欣慰的是，幸福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让村支书认识到错误，禁止了闹婚习俗。事实上，沉疴旧习之破冰正是需要“外来者”，或者说一种新观念、新作风的进入，死水起微澜的关键也在于有着像幸福这种敢于质疑权威、勇于打破陋俗的新一代青年。《幸福到万家》主创巧妙地借助艺术再造的冲突事件和情节走向，在提供故事消费和艺术审美的同时表现“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这一深层主旨。
《幸福到万家》在叙事表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对社会问题转化为艺术表达的自觉。剧中另一起冲突源于乡里建设保健品厂带来环境污染，危害人身健康，最终幸福依靠法律的力量维护了自身权益和公平正义。不论是抵制污染还是打破旧俗都可以被视为对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再思考，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态文明关系的理性审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幸福到万家》试图回应的时代之问是：在日益富裕起来之后，精神如何跃升，生态如何优化，公平又如何保障。
幸福、庆来夫妇转至城市发展的戏份糅合了职场剧元素、青春化叙事风格与励志色彩，以契合年轻观众的观剧心理。幸福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工，有意识地自学起法律知识，这一方面带出女性自我成长的叙事线索，另一方面亦在幸福从自发到自觉的意识进阶中将“法治”这一母题予以延续和深化。面对城与乡这组永恒的关系，《幸福到万家》并没有选择让两者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乡村确有落后于时代的一面，然而它也同样有着都市生活中日渐稀少的淳朴人情与互助精神。村支书万善堂屡遭幸福挑战其权威，但在幸福早产大出血之时，他召集乡亲们踊跃献血，助她渡过难关。幸福对城、乡的态度同样复杂而真实，她既看到乡俗之弊，又不赞同妹妹读了大学后厚城薄乡、重利轻义的心态；她既可以在离乡到城市打拼时，靠勤劳与智慧融入新的环境，提升自身知识与能力，又不失传统家庭观念，在返乡后白手起家开办民宿，振兴乡村旅游经济。不难看出，虽然不乏城乡文化冲突的细节，但在这部剧中城市与乡村各有优缺，渐为一体，是既存差异、冲突，又有互动、互哺的新型关系。
《幸福到万家》在人物塑造上采用点面结合的手法，即以幸福这一人物为圆心，再合理、有序地编织起她的家庭、社会关系圈。作为中心人物的幸福担起结构情节叙事、传递精神主旨的核心功能，万善堂、幸运等人的群像塑造则从不同侧面来比照、映衬幸福的所思、所言与所行，借助不同人物各自相异的前史背景、性格特征和思维观念来形成多元冲撞，并在冲突中辩理，在辩理中明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幸福身上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如善良、正直、实干、担当等一一为人所知，为人所敬，并逐渐成长为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
“幸福到万家”这一剧名有着显见的象征色彩，它不仅仅是指幸福嫁到万家庄这一表层情节，更通过幸福经过自我奋斗获取幸福生活的成长故事，形象地勾勒了乡村发展的进路：个体带动群体，观念引领行动，逐步推动深化法治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等现代理念、文明意识在万千乡村家庭的普及和接纳，进而让幸福生活走近千家万户。
《幸福到万家》以真挚的态度、细腻的笔触传递出以人民为中心、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从问题现实主义入手，以温暖现实主义收束，内里蕴藏着一份人文关怀。这部剧的主创在主题变奏、叙事策略和人物刻画等方面探索了新的思路，也昭示了这一类型剧集更为宽广的创作空间。
（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电影的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研究〔1978―2020〕”阶段性成果，作者：叶航，系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