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训文化源流探微

原标题:古代家训文化源流探微

  “家训”是指家庭内部的规训,即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直接训示、亲自教诲,也包括兄长对弟、妹的劝勉,夫妻之间的嘱托等。在我国古代,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的形式,它是维系和发展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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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体视角

  《说文解字》:“训,说教也。”可见,“训”是一种行为方式,具体来说是一种说教授道的行为。追溯“训”体之源,其最早被命名为文体,应是出现于《尚书》之中。《尚书》是尧至周期间政事言辞之汇编。孔安国撰《尚书序》中提到:“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文选》卷四十五),即指《尚书》中的六种“各司其职”的文体。作为“尚书六体”之一,最初的“训”也是依傍政治而生。这是“政事之训”,记载着有关执政规律的训诫,有君主对王位继任者和臣下的训示,也有臣子对君主的规劝。随着社会的发展,“训”体大致经历从“政事之训”到“家教之训”的转变,同时在与其他文体的互渗过程中,其内涵边界不断扩大。

古代家训文化源流探微

  基于“训”在广义上的说教之义,那些以说教训诫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皆可被看作是“训”体文。就以《尚书》来说,其中有很多篇目虽不以“训”为题,但就其内容来看实为“训”体文。正如孔颖达所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

  总的来说,不论是以“训”为名的“训”体文,还是虽未冠以“训”名,但实为“训”体的文章,都体现出“训”作为一种上古文体的特点,在古代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政治规训的作用。所以“训”作为一种文体,最初是“因事而立”,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作为一种“王室政训”的同时,本身也行使着一种“王室家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家训的先河。

  不论是先秦时期的“诰”“令”“箴”“铭”等带训令说教性质的文体,还是之后兴起的“诫”文,都在其文体的功能和性质上与“训”体异名同功。此外还有“规”“令”等文体,也常被用在“教诫训示”的场合之下,与“训”体有相似功能。比如“令”最初也是发源于政治上的诏令文,是一种古代的政治应用文体。《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刘勰认为告诫的文辞,就是诏令中最为切实的一种。和“训”“诫”一样,当“令”从“政令”延伸到家庭之中,就成为 “家令”,开始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而“规”本身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的规范性含义,《说文解字》:“规矩,有法度也。”就是说“规”是合乎法度的意思。吴曾祺《文体刍议》:“此体古无所师,唐人以意为之。后人每有规条、规约之目,亦是此意。”这些规条、规约其实就是一些“规劝”“规训”等教诫、告勉之辞,在古代,“规”常常出现在家庭、书塾等地。长者对幼孩言谈举止进行规范的条约也就形成了家庭的规约――家规。“令”包含着更强的强制性意义,“规”则有更大的约束性,但作为文体,它们都和“训”一样,发挥着教诫告劝的社会作用,广义上都可视为在“训诫”体范畴之内。中国古代的文体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各种文体之间又常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文中提及的“训”与“箴”“诫”“令”“规”等文体,产生于不同的“特定场合”,却有相似的社会功能。在中国古代,文体的复杂多义和不确定性使文体之间的界限模糊,上述几类文体之间就很难划分出清晰的界线,“训”与“箴”“诫”“令”“规”等都是具有“教诫”功能的实用文体,其实常常被视为同一种文体。

  家训之训

  传统家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凝聚了古代中国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教育观念和人生智慧。“家训”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边让传》:“髫龀夙孤,不尽家训。”意为“父母的教导”,即家教。家训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国人独有的治家规范。那些蕴含其中的治家、理家和兴家的智慧也是维系中国古代千千万万家族经久不衰的“传家宝”。

古代家训文化源流探微

  宽泛地说,只要是教导子孙后辈如何修身齐家的言辞和文字都是“家训”。像周公的《诫伯禽书》、曹操的《内戒令》、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司马谈的《命子迁》、陶渊明的《命子》等都是“家训”。唐、宋以后,出现大量韵文形式的家训,如杜荀鹤的《题弟侄书堂》、陆游的《示儿》,以及邵雍的《诫子吟》《教子吟》《教劝吟》等。

  陈振孙推崇《颜氏家训》,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这是从狭义角度来说的。陈振孙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因为从家训史来考察,《颜氏家训》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家训的成熟,是历代家教的典范。它自成一家之言,新创“家训”文体,是第一部以“家训”命名的训言体著作,堪称“家训之祖”。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文化兴起,家族意识日渐浓厚。选官制度有重要变化,由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变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家世门第是主要依据。人们更加重视“家风”“家声”和“家学”。《颜氏家训》在《教子》《治家》《风操》等章节中就谈到了涵养优良家风的重要性,如《治家》:“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就把治家与治国并论。《涉务》开篇就提到:“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士人君子,要能够做一些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事情,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是愧对俸禄和官位。“家训”是中国古人特有的治家规范,也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实用文体。

  家教传统

  中国自古就善于总结家族兴衰的经验和教训:“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周易・坤・文言》)“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所以为子孙着想,要多多行善。提倡好的家风,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彖》)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许多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而我认为这句话更重要的内涵是说,每个人要尽自己的“职份”,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好父亲应该做的事情。其他家庭成员也各尽其“职份”,这样就“齐家”了,推而广之,天下就太平了。《礼记・大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也是这一理路。

  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讲过一个故事:

  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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