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小瀛洲。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新闻链接：北京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开园 　　4月8日，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开园。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为解决大都的漕运问题，引此处的白浮泉作为大运河北端上游水源，如今此地仍存都龙王庙、九龙池、“白浮之泉”碑亭等历史遗迹。经修缮保护，承载白浮泉历史文化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建成，向公众更好地展示大运河文脉。图为4月6日拍摄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每年4月18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是“变革中的文化遗产”，旨在探索在充满变革的世界中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路径。

　　“变革中的文化遗产”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一是文化遗产在世界变革中所处的位置、遇到的困境和解决途径；二是文化遗产在世界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作出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革过程中必然充满风险挑战，但变革也会催生新的机遇。

　　

　　世界变革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在一个变化和不确定因素成为常态的世界，从地缘政治冲突到气候环境变化，从社会思想变迁到科学技术革命，都会给文化遗产带来风险与挑战。

　　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冲突的加剧，导致文化遗产在战争或恐怖主义事件中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尽管半个多世纪前即有《海牙公约》对战争期间古迹遗址的保护做出约定，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看到大量文化遗产在炮火中损毁。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对文化遗产的冲击也很大。今年土耳其大地震导致土耳其、叙利亚的许多文明遗迹遭到严重损坏，让我们震撼于天灾的摧毁力量。一些自然灾害并非纯粹的天灾，而是与人类活动有关。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加上此前开发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险些成为濒危世界遗产。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自然灾害呈现愈发频繁的态势，与人类不加节制的碳排放有着密切关联。

　　经济社会的变革也会影响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态度。西方国家近年来遇到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瓶颈，许多历史古城面临保护和发展之间的抉择。威尼斯、布达佩斯、维也纳等世界遗产城市都受到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警告，要求正视过度开发对文化遗产的威胁，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甚至被移出《世界遗产名录》。历史城市保护的理念原本诞生于欧洲，然而，在当下欧洲很多地方，经济发展和遗产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美好的理念与残酷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当我们看到那些曾经的“模范生”也无力改变困局，对文化遗产在世界变革中的脆弱性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更好应对时代变革的挑战

　　在理解变革给文化遗产带来冲击的同时，我们也要切换视角，看到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变化的结果。当我们的目光扫过《世界遗产名录》时，会发现许多文化遗产是人类回应变革的历史结晶。世界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见证变化、记录变化正是文化遗产独特的价值。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在不断的变革中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从古代军事运输补给的渠道，到承担国家税赋功能的漕运体系，再到维系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命脉，大运河是政治和历史变迁的晴雨表。从隋唐运河到京杭运河，其空间格局变化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铸就历程。大运河作为一项水利工程，也是古人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以及不断改变自然的杰出案例。

　　丝绸之路则是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互鉴、变革创新的代表性遗产。人们在这组路网之间行走，文化和思想不断碰撞、交融，多元共生，共同维护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古波斯帝国的雄伟城址不远处矗立着古希腊的优雅雕塑，孔雀王朝的记功铭刻毗邻着莫卧儿帝国的花园，交河故城层层叠叠的夯土积淀着一次次文明交融的时代印记。丝绸之路告诉人们，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无不是以开放的胸襟接纳变化、适应变化而赓续发展。

　　人类适应变化、应对变化的智慧，在多项世界文化遗产中都有体现。古人面对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总结出变化的规律，努力探索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巧妙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美好生活。2000多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都江堰，利用自然地形和水文特点，实现引水、泄洪、排沙的功能，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这一伟大的古代水利工程200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杭州西湖是利用古